用4万亿来奖励生育？中国少子化危机比日本更严峻？
辽宁：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更多奖励
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已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生育的不同效果，这项研究预计将在年底完成，届时可能上报有关部门。
还记得吗？在2015年12月27日，中国放开生育二胎，不到3年时间，从“坚决不能超生”到研究奖励生育，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而在更早的时候，《计生法》明确规定中国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并对“违法”生育实施严厉的处罚。
计划生育猫哥就不评说了，但鼓励生育措施真的能提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吗？
01
让我们看看有关部门有哪些可能出台的鼓励生育措施：
探讨包括对生育子女家庭给予物质、税收减免等奖励的可能性。“奖励一孩还是奖励二孩？怎么奖励？每年要花多少钱，这些都需要深入论证。最终的目的是让成本、效益最大化。”
目前官方还没有物质奖励的说法，但民间已经有相关建议，携程执行董事会主席、人口学者梁建章就表示：中国很有可能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全国GDP的2%到5%，约等于1.6万亿到4万亿人民币，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梁建章的方案是认为这笔钱要分摊到中国两亿多的孩子身上，平均每个人每年一万左右。
他指出：更多的补贴能够提高生育率，世界各个国家都给了GDP的1%到5%的生育补贴，奖励生育真正比较成功的北欧国家，给了GDP的5%。中国的生育形势比他们更严重，所以要加大补贴力度。
要政府掏钱补贴生育，这不知能不能做到，相比补贴，对生育家庭定向减税可能更具可能性。
02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建议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的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税收减免有迹可循，在2018年6月29日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里提到“子女教育支出”专项扣除，虽然相关细则还没推出，不清楚“子女教育支出”如何从个税里抵扣，但从今年两会代表的发言来看：未来个税将更考虑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以综合课征为主、分类征收为辅的混合型模式，通过加快个税改革降低抚育成本，提高生育积极性，生二孩可退税，子女教育、继续教育等支出加入专项附加扣除。
无论是梁建章提出的直接给生孩子的家庭给钱，还是黄匡时提出的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减税，核心意思都一样，那就是：减轻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让已婚未育家庭对生育没那么担心生育后的家庭财政压力。
以前“超生”要被罚钱，现在研究给钱鼓励生孩子。3年时候，人间换了沧桑。
03
从这张图可以很直观的看出：中国各省的出生率都低于世代交替率，甚至一些省市的出生率已经低到令人惊异的程度。
北京：0.71；天津：0.91；上海：0.73；辽宁：0.73；吉林：0.75；黑龙江：0.74。浙江、江苏、广东三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出生率也在1左右。可以说，照此出生率下去，不用任何计算，你都能感知未来人口和老龄化的严峻性。
如果说经济越发达，人们越是晚婚晚育，越是不愿多生孩子的话，那么为什么长期经济较为困难的东三省的出生率如此之低？上海作为经济最为发达的直辖市，为什么出生率低到这个程度？
原因很简单：因为东三省和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乃至现在，国有企业比重都相当高，不敢违反计生法，而国有经济比例较低的地区，出生率相对较高。
但即便如此，我们整个国家的出生率水平甚至还低于我们一直嘲笑“少子化”的日本。
2015年开放二胎时，曾有专家预言2016年将有2000万以上的新生儿，结果2016年我国新出生人口1786万，比2015年的1655万只多了130多万。并且这一增长的趋势，到了2017年又放缓了，据估算，2017全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从孩次结构看，二孩出生占比进一步提高，达到51%，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一孩出生占比42%，下降5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有家庭愿意多生一胎，那么新生儿数量将更低，因为有些家庭连一胎都不愿生或者推迟生育。
就连人们曾经偏见里热衷生孩子的农村地区，其实现在的出生率也远远低于2.1的世代交替水平。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是1.18、1.04、1.26、1.24。根据普查，农业户籍非流动妇女的生育率为1.366，农业户籍流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更是仅为1.172，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90年代的“超生游击队”一去不复返，按照农村人口还将继续大规模向城镇转移，未来生育率不容乐观。
04
梁建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东亚地区国家、地区属于儒家文化圈，过去讲究多子多福，从不限制生育甚至在古代都还鼓励生育，怎么现在的出生率都相当低呢？尤其是中国，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愿意生了呢？
他举了几个理由：
● 第一，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如果算上二孩所需要的额外的住房面积和看护成本，在一二线城市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就超过百万，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
● 第三，在中国养育孩子，除了需要承担高昂的直接经济成本，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所以，如果夫妻双方在小孩两三岁前都必须参与工作，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选项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家中老人来帮助看护。可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愿意或者说没精力来帮着带孩子，尤其是二孩更难获得来自祖辈的帮手。所以很多父母在自己坚持工作的情况下，就只能雇保姆或月嫂。可近几年，月嫂工资薪资猛涨，与香港的菲佣薪资相差无几。
● 第四，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国女性这么强，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也是很高的。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05
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城市化程度越高，人们越是不愿意生育，甚至新增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更低。
根据《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城市外来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为0.94，农村本地人口为1.28，城市本地人口为1.01。
原因特别简单：因为“城一代”在城市里无根无基，无论是人脉资源还是资金都相当不足，要站稳脚跟已经相当不容易，哪里敢生。
这也就是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城市化程度快速推进的同时，总和生育率进一步走低。
并且，还有个趋势在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大城市越来越“拥挤”，效率也是越来越高，比如“拥挤”不堪的北京，经济效率要比东三省不知高到哪里去，经济越有效率，人们赚的钱越多，越是吸引年轻人过来。年轻人来了，需要结婚生子，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就很大，按道理来说，是政府应该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满足需求，同时合理引导价格。
可是，就在中国的大城市越来越吸引年轻人，甚至展开“抢人”大战时候，我们的公共服务却远远没跟上来，这导致教育、看护、住房成本位居全球前列。
这时候，你还用问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和不愿多生吗？
就在昨天，社科院发表《休闲绿皮书》，建议2030年起全国实行4天工作制，有网友评论说，“为了造人政策很拼”，但真要实行了，你敢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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